不知道鞋厂有地下室。她每天早上七点半打卡，晚上九点下班，中间除了吃饭和上厕所，就是坐在那台老式的工业缝纫机前面，把裁好的皮料一块一块地拼成鞋面。她的工位在三楼针车组的东侧，靠窗，窗外是工业区灰白色的水泥路和一片被围墙圈住的荒地。她在这片针车声里待了整整三年，耳朵被缝纫机的嗒嗒声腌入了味，手指的指腹磨出了厚茧，月薪从两千八涨到了三千四。同组的工友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拨，铁打的流水线，流水的兵。她以为自己已经摸透了这间鞋厂的每一个角落，直到那天车间主任钟明亮把她叫到了办公室。 钟明亮五十多岁，在这间鞋厂干了二十多年，从学徒干到车间主任，秃顶，戴金丝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，走路不紧不慢，像一台被调慢了度的机器。他把一沓出货单放在桌上，推到她面前，隔着那层厚玻璃镜片看着她。“今晚加个班，地下那...